周傳基生活照
去世前15年,周傳基就拍好了自己追悼會上用的短片。
這位電影學院的教授站在原本用來擺放遺照的位置,西裝革履,戴著金絲邊框的眼鏡,滿頭銀髮梳得一絲不亂,就像平時上課的樣子。左右兩側懸掛著“輓聯”,上聯“想幹啥幹啥說幹就幹啥都擋不住”,下聯“愛罵誰罵誰想罵就罵誰也管不著”,頭頂橫幅上寫著“唐(堂)吉訶德先生千古”。
“人死之後,往往是事沒做完,話沒說完,我拍自己的追悼會,就是想在我死之後,把我活著的時候沒敢說、沒想說的話,全都說出來。”周傳基對著鏡頭笑,又叮囑:“我死了以後,不要什麼遺體告別,也別把我的屍體放在靈堂上。追悼會上就放這個短片就行,讓大家看看我罵人的形象。而且只能聽見我罵,卻罵不著我了。”
那時的周傳基,已經是中國電影家協會會員,中國電影剪輯學會理事,也是中國電影理論界的“刺兒頭”。他曾直言:“必須把各電影學院裡教戲劇表演的混子揭出來。”也評價一些中國電影中的臺詞,“為什麼不說人話呢”。
他公開批判清華大學教授尹鴻對電影的定義是“謬誤”,“連電影是什麼都沒有搞清楚”。他對他的學生張藝謀、陳凱歌同樣嚴苛,總覺得他們“做得還不夠好”。陳凱歌《霸王別姬》之後的作品,老先生都不大滿意。
當這位教了一輩子電影的老教授,真的於北京時間2017年4月4日,在美國芝加哥醫院辭世時,同行們悼念他,忍不住還會提及他的“極端”和“固執”。
北京電影學院的鄭洞天教授曾當著他的面說他:“像堂吉訶德一樣向風車進攻。可是就沒有回頭看,攻下一個風車,後面又出現了好幾座風車。”
周傳基立刻迴應:“這有什麼關係,接著攻,有多少攻多少!”
網友在他的部落格裡留言批判他,他一條一條地迴應,反駁。他的學生、中國傳媒大學動畫學院教研室主任薛燕平對此有些無奈,勸他,“理會那些人幹嘛呀”。但周傳基仍然跟網友鬥嘴,樂此不疲。
他參加中國電影錄音協會的一場會議,強調電影中聲音的地位很重要,甚至有時比畫面還重要,但有的導演不同意他的觀點。周傳基當著滿屋子的人站起身,走出會議室大門,站在樓道裡破口大罵。
大家都驚呆了,有人勸架:“咱們這是學術討論呢,你怎麼能罵人?”
周傳基從樓道裡走回來了,反倒是一副心平氣和的樣子:“你們不是說聲音不重要嗎?但剛才我在樓道裡,你們看見我罵人的畫面了嗎?你沒看見,只聽到聲音,你們說,聲音重要不重要?”
被罵的人無話可說。
離開電影,這位老人其實一點也不頑固。薛燕平記得,90年代剛開始普及個人電腦的時候,有一次他去周傳基家裡,碰見老爺子拿著滑鼠,正在用電腦Windows 95系統裡自帶的畫圖軟體畫畫,“還覺得自己畫得特別好”。
老爺子在國外做了白內障的手術後,換了個角膜,“竟然是藍色的”,薛燕平在網路視訊裡瞧見,還嚇了一跳。
他退休後自己建了個人論壇,開網路視訊課程,最早實行網路直播教學。那是當時國內第一家專業電影教育論壇,註冊會員數萬人。他在論壇和社交軟體上跟大家聊天,字打得飛快,用起流行熱詞來,也顯得“挺潮”。
但一說起學術問題,周傳基卻“保守得驚人”。
他不樂意看新電影,覺得“電影在退步”。在他看來,新電影使用的一切拍攝、表現手法,一切在視聽語言上玩出來的花活兒,甚至各式各樣的故事主題,在很多年以前,就都已經被大師們玩過了。
“我已經看過最好的了,不要看這新的。”周傳基說。
他還在採訪中直言“中國沒有大片”,因為“製作上的差距很大”。商業娛樂大片不是藝術品,是工業流水線上生產出來的工藝品,可在中國,根本就不具備完整的電影工業流水線。
“拍大片的趨勢會繼續惡化。人人都想發橫財。只有等觀眾上當受騙受夠了,不再去看大片了,那大片的製作在中國才會終止。”這是周傳基10年前的預言。
2014年,他發起舉辦了候車時周傳基一分鐘國際電影大賽。在給大賽錄製的宣傳影片裡,他說:“聰明人拍低成本影片,智慧的人拍無成本影片,笨蛋才拍大片。”
其實周傳基早早就開始在課上講好萊塢,上世紀80年代初,北京電影學院的老師們都在講法國的新浪潮,講義大利新現實主義,只有周傳基在講從一戰之後開始飛速發展的好萊塢電影工業,講流水線是怎樣煉成的。導演尹力是他的學生,曾說他是個“孤獨的人”。
他給學生們看《公民凱恩》《卡薩布蘭卡》這些黑白電影時代的好萊塢經典,看70年代的好萊塢歷史大片《巴頓將軍》。他說要讓學生知道電影究竟是什麼,因為“他們要靠這個知識發財的”。
薛燕平挺無奈的,他試圖勸服老爺子,當老師也是需要與時俱進的,在電影課堂上放一部大家都看過的新片做例子,與放一部50年前的黑白老電影,學生的熱情絕對不一樣。但他很快就發現,想要勸服周傳基,是不大可能的。
雖然像騎士一樣固執地維護自己的學術邊界,但周傳基並不是電影專業出身。1950年,周傳基畢業於山東大學文學院外國文學系,獲英國文學學士學位。在提前拍好的那部追悼會短片裡,他對著鏡頭背誦莎士比亞。
畢業之後,他“被分配到電影界工作”,在文化部電影局藝術委員會主辦的《電影藝術譯叢》雜誌擔任翻譯編輯,後來,又成為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外國電影研究室資料員。文革結束後,他在北京電影學院圖書館擔任資料員。1981年起,他開始在北京電影學院任教。
他跟著電影的主創人員觀摩,從基本功開始學起,“從攝影機裡看什麼是廣角,什麼是望遠鏡頭”。觀摩電影時,他一個鏡頭一個鏡頭地分析學習,甚至要弄明白,不同亮度的鏡頭都是用什麼濾色片來拍的。
“我沒有弄懂的東西,是不敢反對的。我研究好萊塢有30多年,所以我批判好萊塢很有把握。我從不敢做不懂裝懂的事情。”他在文章裡寫。
他擔任過電視飛天獎評委,獲得過北京電影學院第一屆“金燭”獎,以及上海影評人獎首屆“電影理論與評論貢獻獎”。周傳基用了十幾年,從一個“電影白丁”開始自修。他一部電影都沒有拍過,但他的學生中,不乏第五代導演中的扛鼎人物。
他教給學生的,都是那些“基礎內容”,就像“小學語文”一樣的基本功。“現在許多中國電影導演,連視聽語言基本功都不具備。”他對學生說,我不是來教你們怎麼造坦克的,我先來教你們怎麼打鐵。
期末考試,他出的題目是批判電影綜合論,得分最高的學生拿到了99分。他說:“你還費盡心血地寫滿了一張紙來證明綜合論的錯誤。如果你就交張白卷,上面寫著‘電影綜合論就是狗屁’!我給你100分。”
他專門叮囑:“你們考試寫論文,可以寫任何觀點,就是不能有我的觀點,因為我的觀點還需要你來告訴我嗎?”
橫衝直撞到處罵人的他,追隨者越來越多,很多年輕人在他的論壇裡罵中國電影,罵好萊塢,罵所有異見者,甚至罵“不是周傳基的學生所拍的任何作品”。他的兩位學生拿著他講過的觀點爭論,各執一詞,打電話讓他評理,他有點無奈,“學生們片面理解了我的意思”。
有時候他也會惆悵,覺得自己這一輩子“一無所有”,想幹的事“全都是失敗的”。他在最好的年華被打成右派將近20年,68歲才評上教授,他的觀點總被同行抨擊為一家之言,連他的論壇都屢屢被黑客光顧。他說,原本想用自己所尋找到的最好方法,教育電影的下一代,可是處處碰壁。
但他又說:“我是一個不倒翁。接著幹,再來。”
年輕學生的一些壞習慣讓他著急。“無知,不會思考,很多事實都擺在眼前,可他們就是沒有思考能力!”在提前拍好的追悼會短片裡,他用詞犀利一如既往,說到激動處,雙手攤開舉得高高的,用力擺動,“這些話我只有死了才敢說,活著的時候不敢。”
他講課口若懸河,可以一個人連續講六七個小時。一整條香菸和冰鎮的大桶可口可樂就擺在講桌上,講課的時候,他不停地喝可樂,抽著沒過濾嘴的“大前門”香菸。一堂課下來,講臺上滿地都是菸頭。到後來,班裡的男生也都開始學著周傳基的樣子,改抽起了9元一條的大前門,直到這種香菸停產。
他在課堂上自嘲自己是個“老棺材瓤子”,又說,希望“死在講臺上”。在助理王靚的印象中,周先生每天都要工作十幾個小時,醒著的時間不是上課,就是做研究。他去美國之後,國內論壇和電影訓練營的工作交給王靚負責,兩人隔著將近12小時的時差,在電腦上各忙各的,“有事兒就喊一聲”。
2017年3月27日,他在網上給學生上了最後一堂剪輯課。課堂上有17個學生,偶爾有人開小差看手機,周傳基不高興了,喝道:“不想聽課的給我出去!”王靚形容他,“聲音還是很洪亮”。
去世的前一天夜裡,周傳基發給助手最後一條語音資訊,囑咐明天把學生召集起來上課,要給大家講講“電影中的形象問題”。
但疾病使他永遠闔上雙目,堂吉訶德被迫終止了向風車的進攻。(張渺)
文章來源： 手機人民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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